浒墅关镇位于苏州古城的西北，江南运河和沪宁铁路平行贯穿境内，312国道和沪宁高速公路在此交汇，附近又有硕放机场（今称江南硕放国际机场）、光福机场、虹桥机场，地处水陆交通要冲，自古就是苏州城西北的军事要塞，向来以江南历史名镇著称。清华大学一位资深规划专家认为“如此优越的交通条件，在华东地区无以伦比，在中国也属罕见。”
浒墅关镇非但交通战略地位重要，而且经济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，是明代全国七大钞关之一。浒墅关镇历史文脉的延续，得益于历代先贤的修志意识，从明代嘉靖年间以来，编修出版的旧关志就有五种，分别是陈大咸修、张裕纂，明嘉靖《浒墅关志》18卷；王之都纂修，明万历《浒墅关志》4卷；陈常复修、孙珮纂、孙鼐续纂，清康熙《浒墅关志》20卷；凌寿祺纂，道光《浒墅关志》18卷；还有一部成稿于民国7年的《浒墅关采访稿》，约17600余字。加上2005年5月出版的新编《浒墅关志》18卷150多万字。意味着一个镇区拥有6部传世镇志，这在全国是为数不多的。这些志书为我们后人稽古鉴今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，也是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软实力。
史志上有关浒墅关的历史可上溯到秦代。据说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巡狩会籍，听说吴王阖闾墓陪葬了三千吴国名剑，以武力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当然知道名剑的宝贵，于是专程来到虎丘，想发墓求剑。正欲动手，看见墓上有一头白虎，怒目而视。秦始皇拔剑斩虎，虎掉头就跑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没砍中白虎，却在石头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剑痕，这就是虎丘试剑石由来的传说之一。再说，秦始皇一击不中，便在部下的簇拥下奋力追虎，到了阳山附近，看见白虎已到山上，距离较远，凭着神力，拉起弓箭激射，结果使得阳山两峰中断，形成了剑阙，秦始皇射箭的地方当地人称为射渎。由于追虎，秦始皇没能如愿获得吴王阖闾墓中陪葬的宝剑，最后老虎也跑得没了踪影，虎失踪的地方据说“地裂为池”，因而得了个虎疁的名称。到了唐代，由于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；五代时期吴越王叫钱鏐，这“虎”和“鏐”均被作为避讳字，于是就改称“浒墅”。
关于此事，道光《浒墅关志》的《建置沿革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浒墅，在江苏苏州府治西北三十里，一名许，古旧名虎疁。秦始皇求吴王剑，发阖闾墓，白虎蹲于丘上，逐之，西走二十五里失，剑不能得，地裂为池，因名其地曰虎疁。至唐，讳虎；吴越，讳镠，改今名。秦置吴县，属吴县。自汉至隋，俱因之。唐万岁通天元年，析置长洲县，属长洲县。历五代、宋、元、明不改。”
道光《浒墅关志》卷一引顾元庆《阳山新录序》云：“阳山为吴之镇，以其背阴面阳，故曰阳山。山高八百五十余丈，逶迤二十余里。或云东为阳，西万安，南秦余杭，北四飞，又名蒸丘、蒸山，大峰十有五，而箭阙最高，相传秦始皇射于此，阙为箭镞所穿，故下有射渎。”
说到浒墅关，除了秦始皇，还有一位皇帝不能不说，那就是乾隆皇帝。民间传说称，“浒墅关”被读作“许墅关”是因为乾隆皇帝下江南时，龙船在运河中行驶，望着远处的一个繁华集镇，城楼上的旗幡飘扬，正当乾隆皇帝观看运河两岸美景之际，写着“浒墅关”三个大字的旗幡，“浒”字边上的三点水正好被遮住了，乾隆皇帝随口念道“许墅关”。由于在封建时代，皇帝是“金口”，说错了也是对的，于是将错就错，流传下来了。其实，早在宋代的志书中，已经将“浒墅”记作“许市”，这一点在朱长文《吴郡图经续记》、范成大《吴郡志》中可以得到证实。因此，根本不是什么乾隆皇帝读别字所致。那么，为啥会有这样的读别呢？其实，在苏州的地名中，类似的情形不在少数，如“葑门”念作“富门”，“震泽”念作“进闸”等，都是古今音变所致。作为声母的音变，其实就是将汉语拼音中声母g k h，分别对应念作j q x，这两组声母，在古代是一回事，因此没有人认为不可思议。只要知道了这一点音韵知识，那么，“浒墅关”被读作“许墅关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，更不必要用皇帝的金口说事了。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特别是在设立钞关之前，浒墅关一地只称浒墅（或许市），尽管可能已经成“市”，也就是一般的集市。从道光《浒墅关志》的记载中，我们可以断定，从元代开始这里有了“抽分竹木场”，即对过往商贾往来货物实行收税，多寡无定额。明代洪武年间“设浒墅巡简司”，宣德四年（1429）才正式设立钞关，之后历经裁撤和恢复，一直称为浒墅关。至迟到道光年间，这里已经称为“浒墅镇”了。道光《浒墅关志》的原文是这样记述的：“浒墅钞关，在长洲县二都六啚浒墅镇，元至正间，始置抽分竹木场于此。明洪武初，设官置场于阊门、葑门、平望等处，寻以不便罢，第设浒墅巡简司盘诘。宣德四年，令南京至北京沿河客商辏集处，设立钞关。正统六年罢。景泰元年，户部尚书金濂建言，仍于浒墅添设钞关。成化元年罢。三年，仍令苏、杭二府收船料钞钱。四年罢。七年，复设九江、苏、杭三府钞关。万历二十九年，复置税务于浒墅关北，一地两关。泰昌元年，停革，仍只一关。本朝因之。”
据新编《浒墅关志》记载，到了民国元年，改称浒关市，民国18年8月成为浒关区，“民国20年元月，原苏州市7个市政区划并为3个城厢区。浒墅关镇为第一区区署所在地。”这时的浒墅关，镇区合一。以后曾改为第四区、浒关区，浒关镇都是区署所在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浒墅关镇是浒关区（吴县人民政府八个区之一）下辖镇，1952年升为县直属镇……
说浒墅关镇的历史，不能忘记两个人：一个是郑辟疆，在浒墅关毕生从事蚕丝教育事业，为中国的蚕丝技术革新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；另一个是郑辟疆的妻子费达生——费孝通的姐姐，我国著名的女蚕丝专家，一生从事蚕桑丝绸科学技术的推广，被媒体誉为“当代黄道婆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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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辟疆 (1880～1969) 字紫卿，吴江县盛泽人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毕业于杭州西湖蚕学馆，翌年自费赴日本考察蚕丝业。三十一年回国后，先后执教于杭州蚕学馆、山东青州蚕桑学堂、山东省立农业专科学校。民国7年(1918)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。24年创办江苏省立制丝专科学校（民国26年改为蚕丝专科学校)，兼任校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两校几经改制，郑辟疆仍先后任改制后的苏南蚕丝专科学校、江苏省浒墅关蚕桑学校、江苏省丝绸工业学校、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和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（工学院)的校(院)长职务。
郑辟疆治学严谨，强调诚、谨、勤、朴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，坚持教学、科研与社会生产相结合，致力于蚕丝技术的革新。从民国12年起先后组织师生下乡宣传，并在吴县、吴江、昆山等地建立指导站，指导农民科学养蚕，推广改良蚕种，提倡饲养秋蚕，倡导农民兴办养蚕合作社，推进稚蚕共育、共同干茧、干茧共售、易丝代缫等事业，使当地蚕茧的质量和产量显著提高，蚕农增益。民国19年，在女蚕校增设制丝实习工场，装备32台座缫小箴丝车，22年研制改进成女蚕式立缫车。又在吴江、无锡开展缫丝机械与管理改革，推广座缫小箴缫丝，座缫改立缫。抗日战争期间，郑辟疆带领师生将学校内迁四川乐山，开展养蚕制丝的技术改革，推动西南蚕茧生产发展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郑辟疆领导引进定粒自动缫丝机，后又领导把定粒自动缫丝机改为定纤自动缫丝机，使缫丝技术设备几代更新，对中国蚕丝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郑辟疆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等职，并担任中国蚕学会第一届名誉理事长、江苏省蚕桑学会第一届理事长。其早年编著有《桑树栽培》、《养蚕》、《制丝》、《蚕体解剖》、《蚕体生理》、《蚕体病理》、《蚕种制造》、《蚕丝概论》等教科书8种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晚年校释蚕桑古籍有《蚕桑辑要》、《豳风广义》、《广蚕桑说辑补》、《野蚕录》等。
1969年
11月
27日
病逝于苏州浒墅关。
（《苏州市志》第十三卷人物）
费达生（1903.10.3—2005.8.12）蚕丝专家。1903年10月她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东栅头，是费孝通的姐姐。父亲费璞安，曾留学日本，回国后，先后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、南通师范学堂、通崇海公中、苏州省立二中等校任教。母亲杨纫兰，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，早年从事幼儿教育。费达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14岁入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学习，受到蚕丝教育家郑辟疆的熏陶，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下，她立志献身祖国蚕丝事业。1920年夏，从女蚕校毕业，学校选派她去日本留学，次年考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（东京农工大学前身）。留学期间，她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，以蚕丝兴国，成为中国的强劲对手。又因经常受到一些日本人的歧视，更激起了她发愤图强，重振祖国蚕丝事业的决心。回国后她仍回到女蚕校工作，追随郑辟疆，坚持教育与实践相结合，长期深入农村，从事桑蚕丝绸科学技术的推广。20年代开始，他组织蚕业合作社，推广科学养蚕制丝。1929年，她创建了吴江县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，成为中国较早的乡村工业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她在大后方组织了川南蚕丝实验区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，她为全面提高蚕丝业，做了大量工作。1956年4月起，历任苏州市工业局副局长、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、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、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、苏州丝绸工学院顾问、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、苏州市政协副主席、中国丝绸协会第一届理事、江苏省丝绸协会名誉会长。并领导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自动缫丝机。
1985年
3月
9日
，她将自己多年从事桑蚕丝绸教学科研实践的丰富经验，概括为“产、学、研三结合，桑蚕丝绸‘产业链’协调发展”，在《经济日报》上发表了《建立桑蚕丝绸的系统观点》的论文，对促进蚕丝业的改革和协调发展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费达生政治上也要求进步，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，198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直至她走前的那一刻，一直坚持着她的事业。晚年，她又孜孜不倦地探索对蓖麻蚕的开发利用，她像春蚕一样，把最后一缕丝，全部奉献给祖国和人民。她默默地坐在竹椅上剥茧、捻丝，已成为人们记忆中抹不去的印象。苏州丝绸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普通的蓖麻蚕背心，就是费达生亲手编织的。费达生对于中国蚕丝业的贡献，使她成了中国著名的女蚕丝教育家、改革家，并被媒体称为“中国乡镇企业之母”、“当代黄道婆”。